留聲機在中國如何如何來著

《留聲機在中國》‧Andrew F. Jones著‧楊 立華漢譯
《視界第9輯》pp109-124，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2月


話說1877年愛迪生發明（臘筒）留聲機Phonograph；
1887年柏林納發展出留聲機的正式規格——SP唱碟留聲機Gramophone，同年9月29日申請到專利；
1888年，在費城佛蘭克林學院首回展示。
1891年，柏林納研製蟲膠原料的唱片成功。
1895年，愛迪生成立「國家留聲機公司﹞，生產、銷售發條留聲機。
（1912年，臘筒錄音淘汰出局）
1898年，柏林納在倫敦成立「英國留聲機公司」，工廠設於德國漢諾瓦。
1898年，丹麥工程師皮爾森發明了磁性鋼絲答錄機。
19世紀末研發的錄音技術，於焉逐步導引出複製的工業化和大眾行銷的新產業。
法國百代Pathe-Freres，創立於1897
英國格拉莫豐Gramophone，創立於1898
美國勝利Victor Talking Machine，創立於1901
英國哥倫比亞Columbia Graphophone，1902進入全球市場
德國倍開Beka，創立於1903
這是當時的5大，建構的此1利益超極龐偉的新工業，其實打1開始就具有跨國性了，這倒是遠超乎我們1向的理解或想像。
作者指出：
「在現代都市，“留聲機文化”及其廣播、電影的伴生品對日常生活前所未有的浸潤，意味著對音樂生產和傳播方式的控制，在經濟和意識型態上也是利害攸關的。正因如此，整個民國時期中國的新興文化工業成為激烈的經濟競爭、和緊張的文化鬥爭場域。
「這些轉變同時發生在歐美的大都會和殖民地的城市中樞，而且重要的是，幾乎同時在這兩種地方出現。
「（所以）上海唱片工業的歷史否定了“延誤的現代性"的假設。
留聲機在中國的出現不能孤立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產階級現代性在全球擴散的歷史來理解。
正因為唱片工業從1開始就是全球性的。」(pp112-3)
作者認為，研究留聲機文化的歷史性擴散，以及他跟「殖民化現代性」的交疊，有助於把近些年來跨國化本質的理論紛爭，放到更穩固的歷史基礎之上。
事實顯示出唱片工業在亞洲和拉丁美洲的擴張無比迅速，很快就超過全球唱碟銷售的5分之1——以1929年為例，中國國產唱碟2百萬枚，也進口了2百萬枚；1936年的1份資料則顯示：日本的貝多芬唱片賣得比整個歐洲還多。
1910到1931年間，為了避免毀滅性競爭，唱片工業以兼併結合為集團性跨國公司的方式，轉進到亞非拉建立在地化的生產設備和跨國銷售中心。
上海，當然也是這類中心之1，同時也搬演了唱片工業的慘烈鬥爭史。
咱更有興趣的是，作者同時探討了「留聲機引進和全球性擴張之前的世紀」的另1場音樂鉅變：新的音樂類型的入侵，並否定了「非西方音樂」在認識論上的音樂地位。
這樣的鉅變不必經由新發明的錄音商品跟其代理人來踐阼，而是藉由帝國主義者的銅管樂隊、傳教士的宗教頌歌。
銅管樂器跟風琴不僅成功地引進新的音樂形式（不只歐洲獨特的功能性和諧樂念），而且導入整合音樂和社會實踐的新手段（如合唱歌曲和中產階級的音樂會）；影響最深的或是，歐洲記譜法滲入「很難表述（或常常無法表述﹞」的各種音樂文化之中。
作者也1併思考了「新型城市流行音樂」的發生學，錄音複製技術論理可以解放已遭歐洲記譜法綁架的在地民樂，然而，留聲機的先天限制——SP每面才3分鐘的78轉格式不適合歐洲或世界各國的古典傳統音樂的曲制——事實上優先挾給音樂消費的本質和背景，1種深刻變革。
先是音樂隨錄音技術的限制而產製，實際上也限制了再現效果跟商品的種類和規模；其次，78轉的商業化又對音樂商品強加了新的、市場取向的限制。通俗歌曲或歌劇詠嘆調在錄製上不僅遠比交響曲的片斷傳真，在都會市場的運作上也較有利，這樣，歐美、中國、印度跟眾多殖民地國度同時有了流行歌曲的發展……………
作者引述David Harvey在《后現代狀況》書中，將留聲機界定為「現代性狀況『時空壓縮』的主要代表之1」，複製技術讓保存音樂演奏和從前「不能重複的時刻」成為可能，同時也讓他們迅捷地、毫不費力地穿透全球空間擴散開來，正如阿達利在《噪音》書中指出的，複製技術宣示了在音樂的政治經濟中，「再現」到「重複」的轉變；留聲機的力量，是以音樂再現的形式儲存時間和空間，因此體現了20世紀初期常民生活‧巳經改變的「社會關係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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