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題記]谷文瑞(筆名誠然谷)，成大企管系畢，曾任台灣麥當勞總經理，成大[西格瑪]社團的早期猛將，大2那年與尚未休學的大1鄭南榕相熟。
《好吧，我們就來懷舊》原刊於舊版[西格瑪網頁] 之 [文選]欄目。
文章起頭說鄭就讀「成大數學系」，惟坊間資料概稱鄭唸的是「工程科學系」。
谷氏另有《曾榮的帽子》長詩，詩中曾榮、帽子與「小嵐」明顯指涉鄭南榕、鴨嘴帽和菊蘭女士。
咱忖讀過此文者似不太多，是以未徵得原作首肯，即不揣冒昧分享於此。
有些人大概還記得鄭南榕吧。
他初進成大數學系那年，我們幾乎每天在一起。他一下子就學好了西格瑪特殊的半藝術式的鋼筆字形，然後老是戴一頂淺褐色的鴨嘴帽，一本永不離手的筆記本，任何看到、聽到、談到、有感、有趣的事或主意，他都不厭其煩的記到本子裡。那時大家都在看各種哲學書，台大陳鼓應、殷海光，「文星」，符號學，白色恐怖下大家不得不以其他各種面貌去轉彎抹角暗中表達青年欲想自由、質疑當權的所謂文學作品﹕詩也不像，論文也不像，小說又沒膽子，幽默、諷刺更談不上。西格瑪裡，我們也不大愛長篇大論，喜歡可愛的短短的巧妙、似乎有那麼一點通靈的一些句子，就好了。誰也不喜歡去碰硬梆梆的政治當道的銅牆鐵壁。那時的鄭，對女生似乎特別不感興趣。每天除了上課，至少要花好幾個小時看非課業的書，寫他的感想筆記。有時他給我瞧，洋洋灑灑，使我看得頭昏腦脹，不知所云。不過在其中，常會讀到見解很透徹的句子，鎚頭清脆打中在釘頭上的、看了痛快叫人敲桌子的句子。
那時我的生活已經是大夜貓式，早上四、五點上床，快中午才起來。還沒加入話劇社之前，唯一能陪我那樣過夜生活的人就是鄭南榕。我們白天在校園的榕樹下，晚上在不同的麵攤上，談到他們打烊，然後去黑漆漆的空教室裡，有巡夜的人來，我們就和他的手電筒捉迷藏。有一次我們爬到學校廚房高高的大煙囪上，四周空噹噹的，空氣已涼，風也不小。我們都只穿一件薄夾克，在凌晨三點鐘的煙囪上，傻呼呼的許著未來的願。
我們邊說，身體邊顫抖，牙齒哆嗦的響著。一手抓著銹鐵梯的把手，一手拎著對寒冷毫無濟事的香菸。我說我要去環遊世界；他說他要當總統。
那時對鄭直接影響最大的書之一，是一本以「漆木朵」筆名出版的《幻日手記》（苦仔按：已故孟祥森＼孟東籬作品，台北水牛出版社，1967)。我們猜想它是陳鼓應或他的一個台大哲學系的學生寫的。鄭把那本書仔細地看了好多遍，幾乎每一句都劃線、加上密密麻麻的感言，另外在他筆記中又長篇大論的寫他自己的一本《幻日手記外記》。那本書以對基督教的極端質疑，來批判使人窒息的社會制式，表現的雖然是頹廢、虛無，實則是暗藏反叛的心態。我們同時分析那本書時，看法非常接近；然而我們已經清楚知道兩個人的性情，和將來要走的路子是多麼天差地別了。我的憤世嫉俗使我要逃離，超脫；而他，已經決定要直接進入問題的核心。
在討論愛情和性時，我們的差異終於明顯化了。他是我所知道，唯一能把愛情和性完全用數學方程式來表達和註解的。當時，他對女生沒任何興趣，但是對他的愛情、性的方程式萬分熱情，一改再改的去求證，不厭其煩的和我大辯論。他說我的愛情觀純粹是老掉牙的溫情主義，我則說愛情如同吃桃子。我覺得他的愛情觀和出門穿鞋子差不多。結果我們都是笑哈哈的接受了彼此的不同。
那一年，我從鄭那裡學了不少東西，雖然他比我低一屆。他隨時把任何感受、領悟仔細的記錄下來的習慣；對一個觀念、想頭鍥而不捨去追逐，直到自己滿意的態度；打破砂鍋問到底的探事方式。但是，我總覺得在他的熱忱底下，有一種潛伏的危險性。英文說reckless，中文是衝動、鹵莽、不顧一切。但是在大一時，不管怎樣，他總是在一本正經中，帶了孩子氣的輕鬆、靈敏、和早熟的嘲諷態度。他的笑容有大酒渦，讓你覺得他再衝動，也不過只是不服氣的表達，過一下，他就會跳上腳踏車去趕他的課去了。
他在成大一年後，轉學到台大去。之後我們就很少再聯絡。(苦仔按：依[維基]，鄭氏「學習1年後···辦理休學投入考試，而進入輔仁大學哲學系就讀····1968年，大學二年級的鄭南榕轉學到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
我在大學畢業前，參加「中華航空公司」為開闢中美航線的第一批赴美人員招考，取得特優第一名，接通知畢業後立刻報到。但等我去報到，他們說有關當局告訴他們不准採用我。我看情形不妙，立即申請留學，等了近半年，被當局駁回。我記得文件上的每一個字﹕「台端申請出國留學乙事，茲奉核定免議。」
父親和我當然非常懊惱。我這才知道當局已經來過我台北的家調查、搜查過一、兩次。父親動用了所有的關係，去當局探問我到底出了什麼事、犯了什麼罪。一個空軍將領回來說，看我案子的人都必須簽章，所以不願去碰。我這個從來對政治沒有任何興趣的人，居然會被那時的當局認為是「危險份子」，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事。
在那樣的狀況下，除了為私人公司做事，我沒有出國的指望，或給任何公家機構做事的可能，父親尤其著急，怕我從此前途大大受限。我們熬了幾個通宵，寫了一封兩萬字的「陳情書」。他又託了人，輾轉送呈當時的青年救國團主任，蔣經國先生。
在這「陳情書」中，我們陳述谷家歷年來在大陸吃的種種苦頭；以及政府從日本接收台灣後，父親追隨派任台北市長的游祢堅（台灣人，北大畢業，在湖南大學教經濟學，認父親為得意門生），當市長主任秘書；和我的成長過程，從來沒有反政府言行，種種。不知自己罪名何在，只能掏心掏肺的咬定我們多麼的忠於政府，從不二心。
事過一年多，我已經從頭份一個耐龍公司換到台北一個建設投資公司做事。 有一天，秘書進來告訴我，立即到樓下，有人來找。我去了，看見兩個理了平頭、神色嚴肅的傢伙，只說了句﹕「跟我們來！」就左右把我夾上一部停在路邊的軍用吉普車。車上他們把我眼睛用一個布罩蓋住。我心想，完了，完了。但是不知道為什麼要完了。
車沒走多久，到了一個聚集了大大小小水泥、紅磚建築的區域。其實我心裡有數，我們正在博愛路那個警備總部裡。雖然我想笑他們那一本正經小題大做蓋眼睛的舉動，像廉價間諜影片裡千篇一律的老套，可我心裡正打著亂槍，彷彿一切都不真實。這之後的一切都像極了一個夢，從廉價間諜影片裡抄出來的夢。
他們把我帶到一個水泥屋裡。進入審問室時，我要求打個電話給我父親。他們警告我不能說我在哪裡，和誰在一起。（這也很好笑﹕他們像殭屍一樣沒自我介紹，又蒙我眼睛，照理我是不應該會知道這些的。）我只能告訴父親，我人不在台北，也不知道何時能回家。那個電話打得挺刺心的。我根本不會去注意父親的反應。一下子，腦中浮現了在大學時幾個忽然失了蹤的同學的容貌。如果最後家人能被通知去領骨灰，都算是幸運的了。
現在想起來，那幾天發生的事，一定是個夢。否則它怎麼會和我們看的電影裡所有的細節幾乎一模一樣？如果我的骨頭硬些，感覺老練些，我肯定會在那審問的過程中，不止一次禁不住撲刺狂笑起來，而且笑得稀里花拉不可收拾。你自己看看，絕不要說我從哪裡抄襲來的﹕
1． 沒有窗子的水泥審問室，重門深鎖。我坐在一把沒有扶手的木椅子上，面對兩面湊在一起的長桌子。屋裡其他角落都黑漆漆的，只有三把燈打在我上身。他們清清楚楚的可以看見我所有的汗毛孔，而我卻連有幾個人在問話都分辨不出。我只能看見厚厚的香菸的煙，瀰漫在刺眼的光耀裡。
2． 我還大概可分辨的是桌上擺了厚厚的文件。至少有二十公分高。這就是當初任何人看了都必須簽章的谷文瑞檔案。他們從我小學開始問。他們有的是時間。
3． 在建國中學時，我主編了兩年的校刊。那時的建中，人才濟濟。我幸運的結識了不少後來在各行業都出類拔萃的人物。幾個比較早熟的朋友，我特別鼓勵他們寫新穎的、脫離小鼻子小眼睛的文章。那時在各中學的文藝界，「建中青年」的確吸引了很多注意，自成一個小氣候。在這次被審問中，我才知道，那時學校的教官，光看一些題目，不管是散文或小說，就很被冒犯的緊張起來。為了一個何姓朋友寫的「液態空氣時代的思想」，和「命運叛徒」（小說﹕講一位老師白天道貌岸然，晚上去嫖妓），他們要記我兩個大過。是一位愛才的國文老師替我辯護，我才僥倖無事。我在思想箝制當局的檔案，於焉開始。
4． 他們問我和所有想得到的朋友，怎麼認識，談什麼，在哪裡聚會，作什麼活動，以及所有細節。每三、四個小時後，他們起身。丟給我一疊十行紙，在他們休息的時間裡，我必須寫下所有我說過的話，不准遺漏。任何寫錯、修改地方，都要蓋個指印。我的午餐（還是晚餐，無從知曉）﹕一個饅頭，一杯冷開水。隔了一下子，我才寫完，又進來四、五個人，拿走我的自白稿件，然後又從頭開始問。這批人和上批人不一樣。
5． 他們問話多數是凶巴巴的，好像我已經是個萬惡不赦的殺人梆匪。忽然其中一個就會像被人刺了一刀，跳將起來，大叫大喊，好像我跟他媽媽發生了什麼關係。有一個問我，為什麼台灣省籍的朋友比外省朋友多。是不是同情台灣人，和他們有什麼陰謀。
6． 我在中學、大學從各地書攤買到的所有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學書籍，他們都有一份完整的清單。大學有一回，一個中學朋友寄明信片給幾個好友，要在台北哪裡見面去玩，他寫道﹕「xx年xx月xx日在公路局xx號月台，執行。」乖乖龍地懂。好在我們後來取消了，否則大夥兒早已被埋伏的安全人員逮捕就案，大學也沒得唸了。我不管怎麼解釋，他們都不相信，我們取消那次聚會是因為有人生病，而不是什麼「陰謀破敗」。
7． 這樣幾番之後，他們讓我在硬板床上睡了兩、三個小時，然後又是下一輪審問。我其實在第一天就已經變麻木了。想想，我這麼個沒有任何要跟政府作對細胞的小子，他們都要花這麼大的功夫來折磨，這個世界是不是太歪哥了？可他們是挺認真的，要我感謝他們護國衛台的功勞。
8． 大學時，和西格瑪愛藝術的朋友開了一個比較異想天開的展覽。我擺出了了十幾件作品。負責思想監督的活動中心主任每天帶一些其他教授來看。他們東看西看，好像很熱心，但是每天會在看了很久之後，發現我的一些作品不合適展出，可能有「問題」，就予以沒收。我若是敢去問為什麼沒收，他常也說不上來，只是覺得不對勁。有一個雕塑是一隻手，有六跟指頭，掛在牆上端，白石膏上澆了紅油漆，慢慢地滴進地上放的一個水桶。這，第一天就被沒收了。另一個小木盒子，放在展覽室一角，我用蜂蜜滴成一條小徑，延伸到建築物外面去。一群螞蟻就沿蜂蜜爬來，自願到盒子裡去。這第二天就被沒收淪陷了。然後是一幅大畫。用了五顏六色當背影，然後用錢紙貼上，形成兩個銜接的圓圈。標題是﹕「1，2，3，4，5，6，7，9，10」（就是8的意思。）主任看了半天，說﹕「不行，這是在指八路軍嘛！拿下！」於是牆上又空出一大塊。我還有八幅幽默小畫，也一幅一幅的被沒收。展覽到了後幾天，我的東西大半都不見了。（但是有趣的是，偏偏一幅我真正有含義的諷刺畫，卻從頭掛到尾，沒被取下。那是一幅直長的國畫，畫在宣紙上，底下是一隻青蛙， 它的周圍是漆黑，然後往上逐漸有一些光，直到最上面是一個白的大圓形。畫題是﹕「天上明月光」。）
9． 大學好玩的事，在這密不通風水泥屋裡的審問下，可以叫我幾乎變成歇斯底里；在煙霧瀰漫中，一邊氣喘的咳個不停，一邊尿都淌了出來。
不知道過了多久。我想大概不會再見天日了，全身癱軟抖戰。他們拿出一個名單要我看，上面列了四、五十個名字。我認識其中三分之二。很多我在無數的盤問中都已經說了好多遍，寫了好多遍，他們仍叫我從頭描述起。這個黑名單，我認識的一些有頭腦的朋友，幾乎都在上面。其實想從我這裡探詢朋友的政治方向，是絕對的浪費時間。我平生對很多話題沒大興趣，比如希臘正教的婚禮儀式、恐龍的消化系統，和政治。其中以政治為最。
他們同時給我看我和父親寫的「陳情書」。在封面上，有兩個鋼筆字﹕「查覆」。我不知道這是不是蔣經國先生寫的兩個字。但是我終於明白被抓的起因。他們告訴我，所有我和朋友的通信，他們都有影印拷貝。為了表示我的忠貞，他們要我出去後，借題和一個他們指名的老朋友約會，探問一些事情，然後寫報告給他們。
逼人用摧毀人格的代價來換取一點忠心的表示，在有內容的案子來說，還算是在大前提下可以瞭解的動機。可是，我一個小人物，從高中開始一言一行盡在他們眼中，和其他他們真正需要擔心的對象比起來，簡直是個笑話。現在因為我們的「陳情書」說我們對政府沒有二心，他們就要我出賣朋友來證明。
出了調查所，我沮喪的和父親商量。他在政治圈看得夠多，知道當局其實對那黑名單上的人都瞭如指掌，完全不需要我這個毫無訓練的人來替他們套任何人的話。只是要看我如何接受這個考題，有了什麼結果，他們比較衡量之後，好對那個寫「查覆」兩個字的人交差。父親善於文書，給我一些指點，如何在不傷害朋友的前題下，寫彷彿有內容的報告。父親從來沒有教導過我如何寫文章。那天晚上，他知道我的灰心，給我的安慰，不下於小時眼睛受傷躺在醫院，他一篇一篇的讀世界著名小說給我聽的時候的感覺。
我約了那個很久不見的朋友出去吃飯聊天。話題根本怎麼扯也扯不到政治上去，因為那從來不是我們之間交談的內容。回家後我就製造可以用來交差的報告，然後拿給父親去刪修。這樣作了三回。雖然我知道當局絕對不能從我這裡得到任何資料，但我深覺恥辱。這個自我污檅的感覺一直跟著我，直到來美七年後回台灣，再見到那個朋友，我們一比對，原來他早已被當局「約談」過好幾回，我的名字也在給他看的黑名單上。原來在高中曾彼此許為至交的朋友，大學後各奔東西，卻被當局硬扯在一道的來磨損。現在知道都成了這愚昧下的犧牲者，我們無可奈何的大笑，原來的友誼，也蒸發成無形了。
七年。他們警告我，「放」我出國的條件，是七年內不能寫文章，也不能參加海外任何政治活動。我父親是在台灣的人質。他們不能預料的是，台灣沒有停止改變。反對黨逐漸造成勢力，時代往前推，雖然步子不一定完全向著正前。
1989年出差過台北，反對黨還在醞釀，情勢緊張。鄭南榕的《自由時代》時事論壇雜誌是政府一大眼中釘，出一期，沒收一期。那是雜誌業的一個怪象﹕只有少數和鄭有類似政治見解的印刷廠才敢冒險為他印。每一期都在和當局躲謎藏，在出其不意的廠印，印了就跑。如果被抓到，雜誌沒收，他就另外找地方再印一次。而且他的雜誌不能郵寄，只能用摩托車隊向所有的訂戶每個星期直接送去。那時節，時常有鄭南榕帶領的示威遊行，在立法院前面、行政院前面，搞的交通大阻塞。
我去那一次，很想和幾個老友聚會，聯絡了鄭南榕，辦《新新聞》的周天瑞（高中我主編《建中青年》時他是副主編，他對新聞、編輯的熱衷就是那時起的頭），和住在天母的林添貴，好像也約了王津平，但他不能來。林說鄭那天計畫搞示威遊行，台北交通會不堪設想，所以最好大家都去他家聚。我們以為鄭在忙政治活動，會很晚才到。結果他最早到，因為他領頭示威隊伍，有警察、保鏢為他開路，示威完了，他就毫無欄堵的直達天母。周天瑞最晚到，大聲笑罵鄭南榕，都是他闖的禍，把台北變成個大停車場。那回是我和鄭南榕自從他成大轉學後，第一次再見；雖然我們曾經在電話上談過幾次話。
林太太安排了很豐盛的晚餐。鄭的皮膚黝黑，香菸不斷。他的熱勁，因為找到了他的信仰方向而變得更勢不可當。他滔滔不絕的談著種種批判政府的活動和各地反對黨的形成，以及他和當局捉謎藏的「趣」事。周天瑞也嘆氣，找好印刷廠不容易，他的雜誌社常為印刷廠的品質、準時等等頭痛。談了半天，周天瑞說，好了，這樣吧，你（鄭）我合買一家印刷廠，白天呢，印我的《新新聞》，晚上就印你那個地下雜誌，怎麼樣？大家被這個主意娛樂了一陣子。那時看鄭，他說話興致勃勃，拿香菸的手直髮著抖，連嘴角也有些顫。他給我看手指上黃色的香菸印記，我以為他的抖是因為抽菸過度的結果。其實在大學時，他已經有那個特別的身體動作。要不然，就像那夜我們爬在成大煙囪上時，在冷風中，一邊抖著，一邊興奮的展望未來。他的抖，是因為他已經活在他追往理想的路上。
回美國後，有一天他打電話到芝加哥來，要我把高中、大學和畢業後與思想箝制當局發生的經驗寫篇文章在他的雜誌上發表。我因為顧慮到還在台灣的父親，說我不能寫。我不曉得，政府那時追捕、圍剿他已經快要到了風聲鶴唳的階段。但是他在電話上仍然談笑自若。
三個禮拜後，鄭以自焚對政府作了最後的抗議。他沒有當成總統，但是他在台灣政治打破一黨專政的路上，自己選擇的寫下了他一生的句點。有人說他死得不必要。有人也問過，他是不是一個「浪費了的」烈士，因為民進黨的形成，已經明顯的勢在必行，鄭的絕決， 發生不發生，對這個歷史改變，沒有任何戾轉或催生的作用。甚而至於，有些我知道的民進黨人，不大願意提到鄭自焚的事，好像鄭和當時組黨的並不是完全走的同一條路子。他有他自己的理念。他是為自己的熱忱而死。
我呢，在世界作個旅人，從來沒有停過。想到鄭南榕那個帶著深深酒渦的精靈的笑，和轉眼間又變得異常嚴肅的、滔滔不絕的批判，然後又酸酸的一個諷刺，又拋頭的大笑。我真但願他留下了當年寫的一本本筆記。我真想再度重溫，他對事物犀利的領悟，他乾乾的幽默，和他的愛情方程式。看看他的起點，再看看他的終點；和在其間，我沒有機會目睹的他對自己信仰的執著和忠貞。
3/6/2004
那時對鄭直接影響最大的書之一，是一本以「漆木朵」筆名出版的《幻日手記》（苦仔按：已故孟祥森＼孟東籬作品，台北水牛出版社，1967)。我們猜想它是陳鼓應或他的一個台大哲學系的學生寫的。鄭把那本書仔細地看了好多遍，幾乎每一句都劃線、加上密密麻麻的感言，另外在他筆記中又長篇大論的寫他自己的一本《幻日手記外記》。那本書以對基督教的極端質疑，來批判使人窒息的社會制式，表現的雖然是頹廢、虛無，實則是暗藏反叛的心態。我們同時分析那本書時，看法非常接近；然而我們已經清楚知道兩個人的性情，和將來要走的路子是多麼天差地別了。我的憤世嫉俗使我要逃離，超脫；而他，已經決定要直接進入問題的核心。
在討論愛情和性時，我們的差異終於明顯化了。他是我所知道，唯一能把愛情和性完全用數學方程式來表達和註解的。當時，他對女生沒任何興趣，但是對他的愛情、性的方程式萬分熱情，一改再改的去求證，不厭其煩的和我大辯論。他說我的愛情觀純粹是老掉牙的溫情主義，我則說愛情如同吃桃子。我覺得他的愛情觀和出門穿鞋子差不多。結果我們都是笑哈哈的接受了彼此的不同。
那一年，我從鄭那裡學了不少東西，雖然他比我低一屆。他隨時把任何感受、領悟仔細的記錄下來的習慣；對一個觀念、想頭鍥而不捨去追逐，直到自己滿意的態度；打破砂鍋問到底的探事方式。但是，我總覺得在他的熱忱底下，有一種潛伏的危險性。英文說reckless，中文是衝動、鹵莽、不顧一切。但是在大一時，不管怎樣，他總是在一本正經中，帶了孩子氣的輕鬆、靈敏、和早熟的嘲諷態度。他的笑容有大酒渦，讓你覺得他再衝動，也不過只是不服氣的表達，過一下，他就會跳上腳踏車去趕他的課去了。
他在成大一年後，轉學到台大去。之後我們就很少再聯絡。(苦仔按：依[維基]，鄭氏「學習1年後···辦理休學投入考試，而進入輔仁大學哲學系就讀····1968年，大學二年級的鄭南榕轉學到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
我在大學畢業前，參加「中華航空公司」為開闢中美航線的第一批赴美人員招考，取得特優第一名，接通知畢業後立刻報到。但等我去報到，他們說有關當局告訴他們不准採用我。我看情形不妙，立即申請留學，等了近半年，被當局駁回。我記得文件上的每一個字﹕「台端申請出國留學乙事，茲奉核定免議。」
父親和我當然非常懊惱。我這才知道當局已經來過我台北的家調查、搜查過一、兩次。父親動用了所有的關係，去當局探問我到底出了什麼事、犯了什麼罪。一個空軍將領回來說，看我案子的人都必須簽章，所以不願去碰。我這個從來對政治沒有任何興趣的人，居然會被那時的當局認為是「危險份子」，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事。
在那樣的狀況下，除了為私人公司做事，我沒有出國的指望，或給任何公家機構做事的可能，父親尤其著急，怕我從此前途大大受限。我們熬了幾個通宵，寫了一封兩萬字的「陳情書」。他又託了人，輾轉送呈當時的青年救國團主任，蔣經國先生。
在這「陳情書」中，我們陳述谷家歷年來在大陸吃的種種苦頭；以及政府從日本接收台灣後，父親追隨派任台北市長的游祢堅（台灣人，北大畢業，在湖南大學教經濟學，認父親為得意門生），當市長主任秘書；和我的成長過程，從來沒有反政府言行，種種。不知自己罪名何在，只能掏心掏肺的咬定我們多麼的忠於政府，從不二心。
事過一年多，我已經從頭份一個耐龍公司換到台北一個建設投資公司做事。 有一天，秘書進來告訴我，立即到樓下，有人來找。我去了，看見兩個理了平頭、神色嚴肅的傢伙，只說了句﹕「跟我們來！」就左右把我夾上一部停在路邊的軍用吉普車。車上他們把我眼睛用一個布罩蓋住。我心想，完了，完了。但是不知道為什麼要完了。
車沒走多久，到了一個聚集了大大小小水泥、紅磚建築的區域。其實我心裡有數，我們正在博愛路那個警備總部裡。雖然我想笑他們那一本正經小題大做蓋眼睛的舉動，像廉價間諜影片裡千篇一律的老套，可我心裡正打著亂槍，彷彿一切都不真實。這之後的一切都像極了一個夢，從廉價間諜影片裡抄出來的夢。
他們把我帶到一個水泥屋裡。進入審問室時，我要求打個電話給我父親。他們警告我不能說我在哪裡，和誰在一起。（這也很好笑﹕他們像殭屍一樣沒自我介紹，又蒙我眼睛，照理我是不應該會知道這些的。）我只能告訴父親，我人不在台北，也不知道何時能回家。那個電話打得挺刺心的。我根本不會去注意父親的反應。一下子，腦中浮現了在大學時幾個忽然失了蹤的同學的容貌。如果最後家人能被通知去領骨灰，都算是幸運的了。
現在想起來，那幾天發生的事，一定是個夢。否則它怎麼會和我們看的電影裡所有的細節幾乎一模一樣？如果我的骨頭硬些，感覺老練些，我肯定會在那審問的過程中，不止一次禁不住撲刺狂笑起來，而且笑得稀里花拉不可收拾。你自己看看，絕不要說我從哪裡抄襲來的﹕
1． 沒有窗子的水泥審問室，重門深鎖。我坐在一把沒有扶手的木椅子上，面對兩面湊在一起的長桌子。屋裡其他角落都黑漆漆的，只有三把燈打在我上身。他們清清楚楚的可以看見我所有的汗毛孔，而我卻連有幾個人在問話都分辨不出。我只能看見厚厚的香菸的煙，瀰漫在刺眼的光耀裡。
2． 我還大概可分辨的是桌上擺了厚厚的文件。至少有二十公分高。這就是當初任何人看了都必須簽章的谷文瑞檔案。他們從我小學開始問。他們有的是時間。
3． 在建國中學時，我主編了兩年的校刊。那時的建中，人才濟濟。我幸運的結識了不少後來在各行業都出類拔萃的人物。幾個比較早熟的朋友，我特別鼓勵他們寫新穎的、脫離小鼻子小眼睛的文章。那時在各中學的文藝界，「建中青年」的確吸引了很多注意，自成一個小氣候。在這次被審問中，我才知道，那時學校的教官，光看一些題目，不管是散文或小說，就很被冒犯的緊張起來。為了一個何姓朋友寫的「液態空氣時代的思想」，和「命運叛徒」（小說﹕講一位老師白天道貌岸然，晚上去嫖妓），他們要記我兩個大過。是一位愛才的國文老師替我辯護，我才僥倖無事。我在思想箝制當局的檔案，於焉開始。
4． 他們問我和所有想得到的朋友，怎麼認識，談什麼，在哪裡聚會，作什麼活動，以及所有細節。每三、四個小時後，他們起身。丟給我一疊十行紙，在他們休息的時間裡，我必須寫下所有我說過的話，不准遺漏。任何寫錯、修改地方，都要蓋個指印。我的午餐（還是晚餐，無從知曉）﹕一個饅頭，一杯冷開水。隔了一下子，我才寫完，又進來四、五個人，拿走我的自白稿件，然後又從頭開始問。這批人和上批人不一樣。
5． 他們問話多數是凶巴巴的，好像我已經是個萬惡不赦的殺人梆匪。忽然其中一個就會像被人刺了一刀，跳將起來，大叫大喊，好像我跟他媽媽發生了什麼關係。有一個問我，為什麼台灣省籍的朋友比外省朋友多。是不是同情台灣人，和他們有什麼陰謀。
6． 我在中學、大學從各地書攤買到的所有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學書籍，他們都有一份完整的清單。大學有一回，一個中學朋友寄明信片給幾個好友，要在台北哪裡見面去玩，他寫道﹕「xx年xx月xx日在公路局xx號月台，執行。」乖乖龍地懂。好在我們後來取消了，否則大夥兒早已被埋伏的安全人員逮捕就案，大學也沒得唸了。我不管怎麼解釋，他們都不相信，我們取消那次聚會是因為有人生病，而不是什麼「陰謀破敗」。
7． 這樣幾番之後，他們讓我在硬板床上睡了兩、三個小時，然後又是下一輪審問。我其實在第一天就已經變麻木了。想想，我這麼個沒有任何要跟政府作對細胞的小子，他們都要花這麼大的功夫來折磨，這個世界是不是太歪哥了？可他們是挺認真的，要我感謝他們護國衛台的功勞。
8． 大學時，和西格瑪愛藝術的朋友開了一個比較異想天開的展覽。我擺出了了十幾件作品。負責思想監督的活動中心主任每天帶一些其他教授來看。他們東看西看，好像很熱心，但是每天會在看了很久之後，發現我的一些作品不合適展出，可能有「問題」，就予以沒收。我若是敢去問為什麼沒收，他常也說不上來，只是覺得不對勁。有一個雕塑是一隻手，有六跟指頭，掛在牆上端，白石膏上澆了紅油漆，慢慢地滴進地上放的一個水桶。這，第一天就被沒收了。另一個小木盒子，放在展覽室一角，我用蜂蜜滴成一條小徑，延伸到建築物外面去。一群螞蟻就沿蜂蜜爬來，自願到盒子裡去。這第二天就被沒收淪陷了。然後是一幅大畫。用了五顏六色當背影，然後用錢紙貼上，形成兩個銜接的圓圈。標題是﹕「1，2，3，4，5，6，7，9，10」（就是8的意思。）主任看了半天，說﹕「不行，這是在指八路軍嘛！拿下！」於是牆上又空出一大塊。我還有八幅幽默小畫，也一幅一幅的被沒收。展覽到了後幾天，我的東西大半都不見了。（但是有趣的是，偏偏一幅我真正有含義的諷刺畫，卻從頭掛到尾，沒被取下。那是一幅直長的國畫，畫在宣紙上，底下是一隻青蛙， 它的周圍是漆黑，然後往上逐漸有一些光，直到最上面是一個白的大圓形。畫題是﹕「天上明月光」。）
9． 大學好玩的事，在這密不通風水泥屋裡的審問下，可以叫我幾乎變成歇斯底里；在煙霧瀰漫中，一邊氣喘的咳個不停，一邊尿都淌了出來。
不知道過了多久。我想大概不會再見天日了，全身癱軟抖戰。他們拿出一個名單要我看，上面列了四、五十個名字。我認識其中三分之二。很多我在無數的盤問中都已經說了好多遍，寫了好多遍，他們仍叫我從頭描述起。這個黑名單，我認識的一些有頭腦的朋友，幾乎都在上面。其實想從我這裡探詢朋友的政治方向，是絕對的浪費時間。我平生對很多話題沒大興趣，比如希臘正教的婚禮儀式、恐龍的消化系統，和政治。其中以政治為最。
他們同時給我看我和父親寫的「陳情書」。在封面上，有兩個鋼筆字﹕「查覆」。我不知道這是不是蔣經國先生寫的兩個字。但是我終於明白被抓的起因。他們告訴我，所有我和朋友的通信，他們都有影印拷貝。為了表示我的忠貞，他們要我出去後，借題和一個他們指名的老朋友約會，探問一些事情，然後寫報告給他們。
逼人用摧毀人格的代價來換取一點忠心的表示，在有內容的案子來說，還算是在大前提下可以瞭解的動機。可是，我一個小人物，從高中開始一言一行盡在他們眼中，和其他他們真正需要擔心的對象比起來，簡直是個笑話。現在因為我們的「陳情書」說我們對政府沒有二心，他們就要我出賣朋友來證明。
出了調查所，我沮喪的和父親商量。他在政治圈看得夠多，知道當局其實對那黑名單上的人都瞭如指掌，完全不需要我這個毫無訓練的人來替他們套任何人的話。只是要看我如何接受這個考題，有了什麼結果，他們比較衡量之後，好對那個寫「查覆」兩個字的人交差。父親善於文書，給我一些指點，如何在不傷害朋友的前題下，寫彷彿有內容的報告。父親從來沒有教導過我如何寫文章。那天晚上，他知道我的灰心，給我的安慰，不下於小時眼睛受傷躺在醫院，他一篇一篇的讀世界著名小說給我聽的時候的感覺。
我約了那個很久不見的朋友出去吃飯聊天。話題根本怎麼扯也扯不到政治上去，因為那從來不是我們之間交談的內容。回家後我就製造可以用來交差的報告，然後拿給父親去刪修。這樣作了三回。雖然我知道當局絕對不能從我這裡得到任何資料，但我深覺恥辱。這個自我污檅的感覺一直跟著我，直到來美七年後回台灣，再見到那個朋友，我們一比對，原來他早已被當局「約談」過好幾回，我的名字也在給他看的黑名單上。原來在高中曾彼此許為至交的朋友，大學後各奔東西，卻被當局硬扯在一道的來磨損。現在知道都成了這愚昧下的犧牲者，我們無可奈何的大笑，原來的友誼，也蒸發成無形了。
七年。他們警告我，「放」我出國的條件，是七年內不能寫文章，也不能參加海外任何政治活動。我父親是在台灣的人質。他們不能預料的是，台灣沒有停止改變。反對黨逐漸造成勢力，時代往前推，雖然步子不一定完全向著正前。
1989年出差過台北，反對黨還在醞釀，情勢緊張。鄭南榕的《自由時代》時事論壇雜誌是政府一大眼中釘，出一期，沒收一期。那是雜誌業的一個怪象﹕只有少數和鄭有類似政治見解的印刷廠才敢冒險為他印。每一期都在和當局躲謎藏，在出其不意的廠印，印了就跑。如果被抓到，雜誌沒收，他就另外找地方再印一次。而且他的雜誌不能郵寄，只能用摩托車隊向所有的訂戶每個星期直接送去。那時節，時常有鄭南榕帶領的示威遊行，在立法院前面、行政院前面，搞的交通大阻塞。
我去那一次，很想和幾個老友聚會，聯絡了鄭南榕，辦《新新聞》的周天瑞（高中我主編《建中青年》時他是副主編，他對新聞、編輯的熱衷就是那時起的頭），和住在天母的林添貴，好像也約了王津平，但他不能來。林說鄭那天計畫搞示威遊行，台北交通會不堪設想，所以最好大家都去他家聚。我們以為鄭在忙政治活動，會很晚才到。結果他最早到，因為他領頭示威隊伍，有警察、保鏢為他開路，示威完了，他就毫無欄堵的直達天母。周天瑞最晚到，大聲笑罵鄭南榕，都是他闖的禍，把台北變成個大停車場。那回是我和鄭南榕自從他成大轉學後，第一次再見；雖然我們曾經在電話上談過幾次話。
林太太安排了很豐盛的晚餐。鄭的皮膚黝黑，香菸不斷。他的熱勁，因為找到了他的信仰方向而變得更勢不可當。他滔滔不絕的談著種種批判政府的活動和各地反對黨的形成，以及他和當局捉謎藏的「趣」事。周天瑞也嘆氣，找好印刷廠不容易，他的雜誌社常為印刷廠的品質、準時等等頭痛。談了半天，周天瑞說，好了，這樣吧，你（鄭）我合買一家印刷廠，白天呢，印我的《新新聞》，晚上就印你那個地下雜誌，怎麼樣？大家被這個主意娛樂了一陣子。那時看鄭，他說話興致勃勃，拿香菸的手直髮著抖，連嘴角也有些顫。他給我看手指上黃色的香菸印記，我以為他的抖是因為抽菸過度的結果。其實在大學時，他已經有那個特別的身體動作。要不然，就像那夜我們爬在成大煙囪上時，在冷風中，一邊抖著，一邊興奮的展望未來。他的抖，是因為他已經活在他追往理想的路上。
回美國後，有一天他打電話到芝加哥來，要我把高中、大學和畢業後與思想箝制當局發生的經驗寫篇文章在他的雜誌上發表。我因為顧慮到還在台灣的父親，說我不能寫。我不曉得，政府那時追捕、圍剿他已經快要到了風聲鶴唳的階段。但是他在電話上仍然談笑自若。
三個禮拜後，鄭以自焚對政府作了最後的抗議。他沒有當成總統，但是他在台灣政治打破一黨專政的路上，自己選擇的寫下了他一生的句點。有人說他死得不必要。有人也問過，他是不是一個「浪費了的」烈士，因為民進黨的形成，已經明顯的勢在必行，鄭的絕決， 發生不發生，對這個歷史改變，沒有任何戾轉或催生的作用。甚而至於，有些我知道的民進黨人，不大願意提到鄭自焚的事，好像鄭和當時組黨的並不是完全走的同一條路子。他有他自己的理念。他是為自己的熱忱而死。
我呢，在世界作個旅人，從來沒有停過。想到鄭南榕那個帶著深深酒渦的精靈的笑，和轉眼間又變得異常嚴肅的、滔滔不絕的批判，然後又酸酸的一個諷刺，又拋頭的大笑。我真但願他留下了當年寫的一本本筆記。我真想再度重溫，他對事物犀利的領悟，他乾乾的幽默，和他的愛情方程式。看看他的起點，再看看他的終點；和在其間，我沒有機會目睹的他對自己信仰的執著和忠貞。
3/6/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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