勛伯格：那個得了音樂病的人
勋伯格：那个得了音乐病的人
作者=盛 韵 文學博士 ·《上海書評》編輯 ·古典音樂控
原載=中國《讀書》2014年1月號
雖然中文世界已經有哈羅德‧勛伯格（Harold C. Schonberg）三部「偉大」系列——《不朽的鋼琴家》（台北世界文物出版社1998年）、《偉大作曲家的生活》（台北金楓出版公司1986年；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偉大指揮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的譯本，卻還沒有一篇詳細介紹其人的文章。
認識哈羅德‧勛伯格的人都說他是個傳奇，他的工作量和速度十分驚人，在供職《紐約時報》的三十年中幾乎每週要寫五篇音樂評論外加一篇思索性的星期日專欄，總量超過130萬字。他總是帶著樂譜去聽音樂會，一聽完便立刻趕往報館，讓太太和朋友坐在轎車裡等他，並保證在45分鐘內寫完評論和他們一起去參加酒會。而且這神速完成的稿件幾乎沒有任何打字錯誤。
1971年他成為第一位榮膺普利茲評論獎的樂評人，可以說他為音樂評論體系設立了標準。與文學評論、電影評論、藝術評論不同的是，音樂評論要嘗試描述不可描述之物——音響，這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直接導致了樂評面目模糊的基調，人類語言有限的形容詞遠遠無法滿足音樂的千變萬化。樂評還有一道門檻，那就是音樂術語也讓普通讀者望而卻步，一篇文章裡若是出現過多的賦格、奏鳴曲、複調、自由速度、通奏低音、序列主義之類的詞彙，甚至加上幾處五線譜例，外行讀者多半會在心裡暗罵：就不能好好說話嗎？而勛伯格盡其所能地用最曉暢的語言為普通讀者提供了音樂批評和鑑賞的典範性框架，對此我們必須心懷感激。
1915年11月29日勛伯格出生於紐約上西區，他父親是個愛樂者，收了不少RCA紅標唱片，勛伯格自幼聽力超常，對音樂幾乎過耳不忘，他在沒識字的年紀就已經記住了所有聽過的唱片。家裡人最喜歡測試的是播放一張唱片，讓他說出表演者，屢試不爽。那時候他才三歲。他回憶自己平生聽音樂兩次落淚，一次是聽卡羅素唱《丑角》中的詠歎調「穿上那戲袍」，一次是聽莫扎特的《G小調交響曲》。
勛伯格知道自己有病，而且病得不輕。不論是睡著還是醒著，他腦子裡滿是音樂，一刻也不消停。太太可以半夜戳戳他，問：「你在聽什麼？」他不用醒過來就能嘟囔出作品的名字。這病有時候挺麻煩，因為上學的時候他總是看上去心不在焉，讓老師很惱火。等到高中的時候，他終於學會了控制自己，假裝在認真聽課，其實腦子裡滿是布拉姆斯交響曲。
雖然認識勛伯格的人都知道他的鋼琴演奏水平已經可以開獨奏會，他卻自謙不是獨奏家的料。小時候學一首貝多芬鋼琴奏鳴曲，他會把其它31首奏鳴曲研究個遍，思考其中的關聯。許納貝爾的錄音問世後，這32首鋼琴奏鳴曲就深深烙進了他的記憶中。平日裡他和小伙伴會一起學習大部分交響樂的四手聯彈鋼琴改編版，聽廣播裡的古典音樂頻道（1930年代的廣播節目可是很全面的），12歲生日以後他的父母開始帶他去音樂廳聽音樂會和歌劇，通過這樣的培養，他少年時代就已將標準曲目爛熟於胸。
在美國的爵士樂氾濫成災時（1920年代被稱為「爵士年代」），你不可能不聽爵士樂。但勛伯格一直是個純粹的古典樂迷，從來不喜歡爵士樂。當他在軍隊裡沒法不聽到爵士樂時，他就用內心的耳朵與之對抗，暗自想著巴赫的平均律鋼琴曲。在密集隊形操練時，他就想著蕭邦的《E小調鋼琴協奏曲》裡的進行曲，自己得意洋洋地覺得音樂節奏很配合踏步，卻聽到教官大喝：「勛伯格！你走錯隊了！」
當平克勞斯貝去世時，《紐約時報》的副主編要求他寫篇紀念文章。勛伯格說寫不了，因為自己從來沒聽過平克勞斯貝的唱片或是現場。副主編根本不信他的話，他費盡口舌解釋自己如何系統性地把平克勞斯貝擋在耳外，從此以後這位副主編看他的眼神好像他是個兩頭怪。
在勛伯格的音樂成熟期，愛麗絲舅媽對他的影響最大。她曾師從鋼琴大師戈多夫斯基，在1920年代初頗紅了一陣。她後來把自己的音樂會評論簡報本留給了勛伯格，其中有她在亨利‧伍德爵士棒下演出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的評論，盛讚聲一片。她在紐約的風神音樂廳開過極為成功的獨奏會，但嫁給勛伯格母親的兄弟以後就決定不再公開演出。每次小勛伯格碰到繁難的曲目，愛麗絲舅媽就會演示給他看，給他講解樂句的意義或是技巧難題。還能有比這更好的鋼琴老師嗎？
12歲那年，勛伯格下定決心要當一名樂評人。他熱愛音樂，文字表達也相當不錯。何況他自幼就有批判性思維，總是在問問題，研究，比較，試圖找尋合理的解釋，更重要的是，形成一種音樂審美的品位。在布魯克林學院讀本科，紐約大學讀碩士期間，勛伯格選修了一切音樂和英國文學的課程，他的論文全部與音樂相關，比如白朗寧和音樂，莎士比亞和音樂，伊莉莎白一世時期的化妝舞會，彌爾頓和《科莫斯》。他的碩士畢業論文題目是《伊莉莎白一世時期的歌曲集：音樂和文學意義的研究》。面對這樣的題目，英文系不懂其中的音樂內容，音樂系又不懂其中的文學內容，所以他毫不費力就拿了A+。
勛伯格在本科時就開始給音樂雜誌寫專欄，沒有稿費，但有免費音樂會門票。讀了研究生後，他成了瑪麗昂‧鮑爾（Marion Bauer）的學生，學習美學、批評以及現代和聲。碩士一畢業，鮑爾女士就推薦他去彼得‧休‧李德（Peter Hugh Reed）的雜誌《美國愛樂者》工作，這本可憐的月刊只有兩個人，勛伯格兼任主編助理、唱片評論員、專題作者、打字員、校對員、排版員和清潔工，他愛極了這份工作。雜誌版權頁上有位經理保羅‧吉拉德，其實就是彼得‧休‧李德，還有一位固定撰稿人內維爾‧戴斯特萊，其實也是彼得‧休‧李德。
雜誌辦公室就是亞斯特坊廣場附近的一座老房子裡的一間房，李德總是口氣很大地稱之為「大套房」。這房間大概是全樓裡最亂的一間，到處堆著廢紙、唱片、公關稿、校樣、信封、過期刊、樣張、宣傳資料、切紙機、信件。如果勛伯格試著整理辦公室，李德就會生大氣：「你理乾淨了我還怎麼找得到東西！」當時雜誌有兩位合作樂評人，菲利普‧米勒（Philip L. Miller）和內森‧布洛德（Nathan Broder），他們每月來兩次，大談酸菜、法蘭克福香腸和啤酒。米勒可能是當時美國唯一一位對聲樂唱片的知識能與李德比肩的人，後來他成了紐約公立圖書館音樂部的主管。布洛德則成了美國最受尊重的音樂學家之一，諾頓出版社的音樂編輯。布洛德每次都會把勛伯格排好的雜誌大樣帶回家看，然後加上許多怒氣沖沖的評語。他對語法錯誤的容忍度比勛伯格低多了。
那個年代是錄音業的黎明，只有兩家大公司——RCA勝利唱片和哥倫比亞唱片。每一期雜誌都像在冒險，年輕氣盛的勛伯格有次寫了一篇文章惡評桑羅馬的唱片《鋼琴協奏曲之心》，結果RCA公司撤走了廣告。這跨頁廣告的收入本來可是用來付印刷費的。李德為此捉襟見肘了好一陣，不過他從來沒有對勛伯格提過半個字。他打心眼裡喜歡這個小伙子。勛伯格在《美國愛樂者》度過了美好的四年，然後應徵入伍。因為色盲他沒法當飛行員，只能當傘兵。二戰快結束時他在法國執行任務時摔斷了膝蓋，於是在醫院裡慶祝了勝利日。
二戰結束後勛伯格開始為《音樂文摘》和《音樂快報》撰稿。1946年10月《紐約太陽報》的厄文‧科洛丁（Irving Kolodin）邀請勛伯格擔任樂評人，這個位置相當難得，是一系列偶然的人事變動的結果，最後由幸運的勛伯格補了缺。他不滿於尋常樂評人的工作，白天報導從市政廳到布朗克斯動物園的大小新聞，晚上寫音樂會評論。1950年初《太陽報》被《世界電訊報》收購，勛伯格成了自由撰稿人。這時《紐約時報》的音樂編輯霍華德‧陶布曼（Howard Taubman）相中了他，約他為週日版寫稿。陶布曼是音樂圈裡的大人物，交遊很廣，每次總能得到大新聞的獨家消息，勛伯格認為他是美國報紙有史以來最好的音樂編輯。後來《紐約時報》的首席樂評人諾埃爾‧施特勞斯（Noël Straus）健康欠佳，陶布曼就向部門主任引薦了勛伯格。
諾埃爾有時還會來辦公室，他年過七十，聽所有的音樂，讀所有的書，研究一切學問。他是拜倫、霍普金斯、植物學、文藝復興藝術、聲樂、鋼琴、指揮、美食方面的專家。他似乎無所不知，很聰明，有點鹹濕，喜歡講冷笑話。辦公室裡常有市民打電話來問這問那，這時候諾埃爾就會施展才藝。有位女士打電話來問柴可夫斯基的女恩主叫什麼名字，諾埃爾說：「對不起啊，我們的馮‧梅克編輯正好出去吃午飯了。」還有人打電話來問：「我們想知道這是什麼曲子，您能幫忙認定嗎？」諾埃爾會說：「哼來聽聽？」那人哼了一段德伏乍克的《幽默曲》，諾埃爾說：「恭喜你！這是海因里希‧科爾內留斯‧馮‧施梅斯邁爾1672年所作第五首複調組曲的第四聲部。有趣的是，這是一首八度卡農。還有……」他又滔滔不絕說了五分鐘。電話那頭是長長的沉默。之後那人鼓起勇氣問：「您能重複一遍嗎？」諾埃爾樂此不疲地又說了一遍……
1950-1960這十年中，勛伯格在《紐約時報》白天寫社會新聞，晚上寫音樂會評論，1955年以後還寫唱片評論。1950年代見證了LP問世，此後湧現了大量錄音，一首貝多芬交響曲開始有二十個版本，作為唱片評論員，比較各版本的異同高下成了一項繁重的技術活。勛伯格的公寓堆滿了唱片，副作用是一直夢想家裡清爽乾淨的太太常常被埋在唱片「雪崩」中。
1955年《紐約時報》音樂部主任去世後陶布曼接替上任，1960年戲劇評論員退休後陶布曼又接管了戲劇評論的工作。於是主編問勛伯格要不要接任陶布曼的樂評工作，他歡天喜地地得了「資深樂評人」（senior music critic）的頭銜。英美報紙的主編或是首席評論人就叫「the editor」或是「the critic」，「the」已經說明一切。勛伯格當時還年輕，對「資深樂評人」也挺滿意。
在公眾想像裡，紐約這座浮華之城中一份大報的頂尖評論人肯定整日與明星藝術家們觥籌交錯。他會睡到中午起床，和帕華洛帝吃午餐，下午和霍洛維茲、祖賓‧梅塔喝茶聊天，指點江山，晚上先和大都會歌劇院總裁吃晚飯，然後回家在貼身男僕的幫助下換上燕尾服，乘著豪華轎車去聽音樂會。可是勛伯格斷言：這絕不是《紐約時報》樂評人的生活。
一個《紐約時報》的樂評人會採訪音樂家，調查背景資料，打探八卦，甚至安排臥底，但他們絕不會跟藝術家交朋友。音樂圈向來近親繁殖，水深陰險。沒有人會相信一個樂評人為朋友寫的文章能如何公允。所以《紐約時報》立下規矩，不能與被評論對象交朋友，如果這種情況發生，那麼評論人就不應再寫關於他／她的評論。在四十年的職業評論生涯中，勛伯格只有四個音樂家朋友。
出於同樣的原則，《紐約時報》的樂評人不能演出或者作曲。因為無論他／她多麼純潔，都會有指揮或是音樂機構找上門來，委約他／她創作或是邀請他／她演出。（當時《先鋒論壇報》的許多樂評人也是作曲家，他們總是恬不知恥地炫耀自己的作品得到了演出。）《紐約時報》的樂評人也不能為音樂會撰寫節目單介紹或是唱片介紹，雖然這看似無傷大雅，但結果是你會從紐約愛樂樂團或大都會歌劇院或其他音樂機構領錢。瓜田李下與《紐約時報》絕緣。至於華麗的社交生活，哪裡有空呢？勛伯格要採訪寫稿，聽唱片，讀樂譜，看書看報，只有不斷吸收一切新信息不斷深入自己的專攻領域，才能在大新聞來時應對自如。
那是《紐約時報》的黃金年代，主編都有相當高的文化修養，他們對文化傳播有使命感。當時音樂部有六位全職評論員覆蓋古典樂、爵士樂、搖滾樂，還有特約評論員。招募新人時，編輯總是優先考慮有音樂和新聞背景的人選，而音樂是第一位的，因為新聞可以邊練邊學，音樂卻沒法現教，得從小熏陶。最終，一個偉大的樂評人能夠通過評論告訴魯道夫‧塞爾金怎麼彈琴，祖賓‧梅塔怎麼指揮，瓊‧維克斯怎麼唱歌，此等自信，需要用畢生的知識背景來支撐。
也許今天很多人會覺得，評論者是創作者、演繹者之後的三道販子，離藝術的本真性最遠，有什麼資格自傲。勛伯格會說，像作曲家、演奏家一樣，評論家的觀點也是以畢生思索為基礎。而一位老資格的評論家要比大部分藝術家有更寬泛的經驗，藝術家可能對自己的領域熟悉，卻未必知道外行事。作曲家會攻擊演奏家為了自我表現對作品進行誇張的詮釋甚至歪曲，太不謙虛；演奏家則會反擊：沒有一個作曲家會說自己寫了謙虛的交響曲或是奏鳴曲。同理，如果有謙虛的評論家，那大概是因為沒什麼本事所以只能謙虛。如果你很有想法又信仰堅定，必然會恃才傲物。只要懂得用文明的方式表達傲慢，傲慢在藝術中並不是壞事。勛伯格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就叫《藝術需要精英主義》。
評論家固然不必妄自菲薄，然而過分渲染評論家的權勢，則是另一種扭曲的極端。勛伯格厭惡那些有權力慾的評論家，他們利用職務之便黨同伐異，鞏固自己的地位或吸引公眾注意。然而歷史上沒有偉大的音樂或是偉大的藝術家會被負面評論所傷害，評論不會造就藝術，藝術家才能造就藝術。《紐約時報》上的差評最多影響一兩個音樂季，好評也頂多幫一兩季。在報紙上得到一片盛讚的藝術家也可能會很快消失，那些被媒體口誅筆伐的藝術家可能依然被公眾熱捧。勛伯格在伯恩斯坦擔任紐約愛樂樂團首席指揮期間從沒寫過好話，伯恩斯坦照樣是美國最紅的指揮。勛伯格諷刺鋼琴家格倫‧顧爾德「彈得那麼慢的原因，可能是技巧不過關」，並無損顧爾德清譽。
勛伯格的這些招牌性「錯誤」難免會授人以柄，可是每位評論家都遵循自己的視野，對或錯並不在這一視野中。勛伯格不喜歡皮埃‧布列茲或艾略特‧卡特的音樂，他就錯了嗎？他喜歡祖賓‧梅塔的指揮，就對了嗎？每位評論家都有自己的強項，有些熟悉藝術史，有些熟悉當代作曲技巧，有些熟悉後台掌故，每個人對音樂的理解不同，他們的個性、審美趣味、直覺、藝術敏感度、關係人脈各有不同。勛伯格的強項是十九世紀的演奏法，他的審美趣味也是十九世紀的，他曾大力攻擊風靡國際的序列音樂運動，斥之為「枯燥、學院派、無聊、自絕於人民」。於是他被打上了中產階級保守派的標籤，在新音樂圈尤其惹人嫌。前衛派會說，評論家應該鼓勵新音樂，而不是落井下石。在序列音樂橫衝直撞三十多年，卻無一作品能夠進入國際標準曲庫，晚年勛伯格終於可以欣慰地寫下：這次我可沒說錯。
勛伯格一生探索的大問題，是何為「本真的」演奏。大部分藝術家會說自己的首要目標是「表達作曲家的願望」，然而每個時代對作曲家都有不同的見解，每位藝術家也有自己的標準。何況每位作曲家生活的年代都有音樂表演的一套習俗規則，其中許多不會直接體現在樂譜上——音樂記譜法是極不準確甚至令人沮喪的。而且因為當時所有的演奏者都會自動按照這些套路演奏，作曲家也就不會覺得有必要多記一筆。在沒有錄音和影像記載的年代，這些套路會漸漸消失，對今天的我們來說異常陌生。恢復「本真」談何容易。三聯書店近日修訂再版的《偉大指揮家》是勛伯格探索不同時代精神影響下的指揮詮釋風格變化的一部力作。
勛伯格的有生之年見證了音樂學的崛起。今天的學院派音樂史家對歷史演奏的研究已經十分深入，但勛伯格從1960年代開始系統地提出這些問題，他可能是關注風格變遷，糾正人們易犯的時代錯誤的第一人。
晚年追憶溯往，作為一個得了音樂病的傢伙，能在紐約這樣的音樂中心擔任主流大報的樂評人，不但能免費聽音樂會、唱片，寫文章還能領到報酬，勛伯格暗自覺得自己是最幸運的人。「研究樂譜、聽音樂會、寫稿，這些對我來說不是工作，而是享受，照理說應該我付給報社錢才對。」於是他總是莫名其妙地擔心，要是總編或者其他人發現這一點，就會有壞事發生，好像一隻千足蟲突然暴露在日光下，遲早要死。所以他每天早上會對東方三鞠躬，保佑好運不要結束。
每每看到勛伯格以赤子之心寫下的這些真誠萌語，笑過之後不免感嘆。他們那一代的人生見證了唱片、紙媒的黃金年代，尚未受到精神垃圾的大規模侵染，何其幸福。可惜偉人的年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以勛伯格的「偉大」標準去衡量如今在機械、數位複製時代成長的藝術家，恐怕誰也擔當不起。「偉大」本身變成了時代錯誤。
[附]
《音樂逸事 : 上百個關於世界上偉大作曲家和演奏家的精彩故事》諾曼‧萊佈雷希特(Norman Lebrecht) / 盛韻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2007
《永恆的日記 : 每一天的音樂》諾曼‧萊佈雷希特 / 盛韻、虞翔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2009
《偉大指揮家》哈羅爾德‧C‧勛伯格 / 盛韻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2011
《被禁於大都會歌劇院》諾曼‧萊佈雷希特 / 盛韻、蔡宸亦譯 / 上海書店出版社 / 2011
《永恆的音樂》諾曼．萊佈雷希特 / 盛韻、虞翔譯 /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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